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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之路,任重道远
发布时间:2011-8-3  阅读次数:7142  字体大小: 【】 【】【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翻译之路,任重道远
中国日报网消息:英文《中国日报》8月3日报道:Jiri Stejskal始终无法忘记,七年前他住在北京一家宾馆时,房门上挂着的“请勿打扰”(“Please Do Not Disturb”)的标志。
作为国际翻译家联盟(FIT)副主席,以及正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19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要组织者,Stejskal告诉《中国日报》记者,当年宾馆房门上那个标志的背面写的是“请打扰”(“Please Disturb”)。单词虽然没错,但这不是地道的英语,英语文化当中也不存在所谓的“请打扰”。
那是Stejskal第一次来中国。他把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街道上看到的“滑稽英语”都拍了下来。在那之后,Stejskal又多次来到中国,但他注意到,这些“滑稽英语”正逐渐消失。他说,“变化真的很大”,并且还认为中国翻译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提高。
这或许能够说明,为什么中国翻译家在本次世界翻译大会参会国中排名第三——仅次于美国和挪威。这场为期四天的世界翻译大会于本周一在旧金山开幕,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国的700多名笔译和口译代表参会,其中注册的中国代表就有54名。
他们所代表的,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、经济迅速发展、全球化加速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景下,正在走向繁荣的一个服务产业。这一产业囊括了笔译、口译、地方化服务、语言技能提高以及语言教学与咨询等业务。其中的地方化服务是指译员帮助在华设立办公室的跨国企业,将公司的内网、网页甚至是一些软件翻译成中文。
中国翻译协会(TAC)副会长黄友义在本周一大会致辞时提到,中国翻译协会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,截至2009年底,中国大陆提供翻译以及地方化服务的公司共有15039家,远远超出之前3000家的预期。黄友义刚刚结束其世界翻译大会副会长的九年任期,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间搭建文化桥梁,其努力获得了世界翻译大会的特殊赞誉。
黄友义说,“保守估计,中国的翻译和地方化服务外包市场营业总额大概会超过120亿人民币(约19亿美元)。”
根据美国著名语言行业调查机构Common Sense Advisory公司2010年的统计数据,全球市场的外包语言服务营业额为263亿美元,也就是说,中国的营业额大概占了7%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寻求海外发展,该业务的市场需求还会继续提高。
黄友义还介绍到,为了满足市场对高质量笔译和口译员不断增长的需求,国内开设翻译硕士的高校也由2007年的15所增加到今年的158所。与此同时,还有42所高校在本科教学中就设置了翻译专业。
与繁荣的市场相伴生的是激烈的竞争。黄友义说,“从事这一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,做这一行的人太多,这是一种挑战,而不是机遇。当市场处于一种零碎的、激烈竞争的态势时,通常会导致服务价格和质量的降低,这对整个翻译行业来说都是不利的。”黄友义说,过低的价格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和专业性。
Stejskal把笔译和口译员的工作比作“把关人”,是他们开启了跨文化交流的大门。
因此,Stejskal认为翻译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,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汲取有关文化的知识。
例如,一位二战期间在云南军用机场服役的美国士兵写了一部回忆录,其中描述了厨师如何用牙签检查烘烤了的蛋糕是否成熟。但在这部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里,这一细节却被译者译成了厨师将牙签放在面团上面。很明显,译者并不了解牙签在这里的用途。
在搭建各国间文化桥梁的过程中,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过去几十年里,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名著都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,并以不同的版本问世。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的两个英文译本——大卫•霍克斯翻译的《石头记》,以及杨宪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(Gladys Yang)翻译的《红楼梦》。
澳门理工学院英语语言中心教授毛思慧说,“杨宪益和他的夫人的译本更忠实于中文原著,译的非常好。”上周日,毛思慧成为世界翻译大会委员会最新当选的17名委员中的一员。
尽管有不少人认为,对中文作品的翻译就应该带点“中国味儿”,然而“霍克斯的译本《石头记》更受欢迎,因为他的译本可读性更强。” 毛思慧说。
毛思慧强调,译者在试图传达意思、感情以及其它文化上的细微差别时,主要的障碍就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。
例如,毛思慧提到,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表达他们的思想时,通常要求读者“心领神会”。“外国读者常常会感到困惑——这些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想表达什么?”
与此同时,Stejskal也表示,当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、经济迅速全球化,同样要求译者能够掌握特定的知识、了解用户的需求。
如果缺乏基本的知识,翻译就会出现错误。Stejskal举例说,前些年有人把婴儿配方奶粉包装上的英文翻译成西班牙文时出了错。幸亏在产品上市前及时发现,不然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。
Stejskal还提到一份对iPad的日文介绍,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假定iPad是给年轻人使用的,因此译文都是针对年轻消费者的。
Stejskal说,其译者并没有意识到,很多日本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也会购买iPad。这份iPad产品介绍的早期版本没有日文的敬语,显然不符合成年人的需求。
黄友义则表示,中国的语言服务同样面临着满足特定领域客户以及大众需求的挑战。
黄友义说,“在实际的笔译和口译市场中,经常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翻译。更重要的是,语言服务机构也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人才,比如精通多种语言的项目经理,翻译工具的开发者,以及熟练掌握特定术语的人等。”
黄友义是使用汉语而非外语来描述西方首创事物主要推动者之一。他说,20世纪早期,中国的翻译家能将一些西方现代发明翻译为简单而又恰当的汉语,比如把airplane译为“飞机”,tank译为“坦克”等。
他还说,在将当代的经济、管理、科学、技术术语译为简单易懂的汉语词条方面,当前的中文译者显然做的不太好。
例如,对于“MP3”,除了“一种数字音频编码的有损压缩格式”这个冗长的解释,目前还没有合适而简短的中文译法。
有一次在北京乘出租车时,出租车司机告诉黄友义,尽管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经常在财经新闻里重复IPO(首次公开募股)这个词,但他始终都不知道IPO是什么意思。
黄友义说,“或者用意译,或者用译音,以便让受众一下子记住这些新词,特别是经济、管理和科技中的新词。这个在中国是个问题,需要翻译界努力改进。”

 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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